正在撰写《中国鲁迅学通史》。写到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书时，又对李长之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的根由进行了反思。同时重读了王富仁先生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的有关分析和王彬彬先生由此而发的《何谓“思想家”》（2000年5月31日《中华读书报·家园》），这两位先生都认为李长之产生误察的根由，是“以是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为判断中国是否有思想家的首要标准”，以这样偏颇的西方的思想家标准衡量鲁迅，自然会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我对两位王先生的精辟阐释极为钦佩，完全赞同，但又想到了另外的一个根由，不禁也想谈一谈这个问题。
1986年1月15日，即胡风追悼会终于得以举行的第二天，从全国各地来京的“胡风分子”们来到胡风家中，共享梅志为他们准备的午餐。面对供奉着淡雅花束的胡风遗像，他们进行了极为可贵的反思。其中曾卓所作的鲁迅与胡风之间的比较，对于理解李长之误察的精神根由也很有益：
胡风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天才的理论家，有很了不起的艺术敏感性。同时，他对党、对共产主义忠心耿耿。但是，他不像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得那样深刻，只有诗人的激情，又不懂政治，不懂权术，情绪上有时对某些人过于偏爱。这样，不必要地得罪了一些人。
人与人当然不能简单类比，李长之绝非胡风，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30年代，胡风是左翼作家，李长之不过是个自由批评家；后来胡风是精神文化界一派之首，李长之不过是独来独往的学者、教授。然而，他们俩人又的确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相同点，这就是：“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天才的理论家，有很了不起的艺术敏感性”。但是都“不像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得那样深刻，只有诗人的激情，又不懂政治，不懂权术”。鲁迅晚年慨叹过：“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书信·360405致王冶秋》）因此他强调要注意“知人论世”，纠正中国读书人“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偏颇。爱护性地指出过“胡风鲠直，易招怨”，“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觉得李长之“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书信·350619致孟十还》）。可见无论是胡风，还是李长之，当时都还未有“看得懂”鲁迅文章的“阅历”，没有上好“知人论世”这堂课，仍然“陋于知人心”，因而不可能真正认识鲁迅的深刻性，他们与鲁迅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隔膜”。胡风虽然早就指出鲁迅是思想家，却远远没有理解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的深刻性究竟在哪里；李长之则干脆不承认鲁迅是思想家，对鲁迅的认识仅停留在人生感受和文学艺术的层面上，以西方的抽象理念代替中国的具体国情，用德国思想家的标准硬性地苛求鲁迅。因此他们都对鲁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误察，而他们自己也不约而同地跌入中国某些政治权术者设好的陷阱，铸成人生的大悲剧。但这又绝对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天真、主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的大悲剧。这种悲剧之所以造成，主观原因之一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不像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得那样深刻，只有诗人的激情，又不懂政治，不懂权术”。具有这样的精神特征的人，在中国这样的国情面前怎能不命运蹉跎呢？而这也正是李长之产生“鲁迅不是思想家”这一误察的主观方面的精神性根由之一。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认识主体与鲁迅这个客体之间，是存在着漫长而曲折的距离的，无愧为中国知识精英的胡风、李长之尚且难免“隔膜”，就不要说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了。难怪郁达夫要大为慨叹：“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从中也恰恰折射出了20世纪中国的一种异常重要却又尚未进行深刻反思的精神文化现象……
由此倒反衬出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永远无法否认的巨大存在。鲁迅之所以无愧于思想家的称号，就在于他比他的同时代人以及多少代的后来者都深刻得多、清醒得多地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他以他无可比拟的极其犀利、极其深邃的杂文和小说，对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促使中华民族从“瞒和骗”与“不悟自己之为奴”的大梦中猛醒，“睁了眼看”世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从而提高悟性，拔除奴隶之根性，实现精神上的自觉和独立，开辟崭新的精神文化之路。他的文章看来是零散的、片断的，但是综合起来却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一精神文化系统，的确实际催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并推动了全人类的精神文化发展，丰富了人们对自我和对宇宙人生的认识，乃是中国精神文化新旧转型时期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是所有想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知识分子必须阅读的百科全书。仅就这一点来说，鲁迅就足可称为中国伟大而深刻的思想家了。他不是西方那样建立了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而是中国式的长于“知人论世”、明于知人心的本土思想家，这是他与西方思想家的区别，也是他的中国特色。其实，不仅鲁迅的全部著作与实践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中国多少年才可能出现的伟大思想家，就是一部《阿Q正传》也已经可以成为明证了，如不是思想家，仅是一位诗人和战士的话，怎么可能塑造出阿Q这样一个包含极为深厚的思想底蕴、永远解读不尽的世界级艺术典型呢？
当然，诚如王富仁先生所说：“李长之当时否认鲁迅是一个思想家并不是一种多么不可原谅的错误”。明白他产生如此误察的根由之后，倒觉得他很可爱。他当时还不到25岁啊！鲁迅后期探讨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最高成就——《且介亭杂文》及其续编、末编尚未出版，《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鞭辟入里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者大行文字狱以及剥皮等酷刑的杂文，李长之也未读到，能要求一个阅历尚浅、又未能读到鲁迅全部著作的年轻人完全了解鲁迅那样深刻的思想吗？何况他的《鲁迅批判》就全书来说，是充满了对鲁迅的崇敬之情，有很多极为可贵的凭藉天才直觉而得的艺术发现，不愧为中国鲁迅学史上第一部有分量、成系统的鲁迅研究专著。特别是他的为此遭了一辈子罪的“批判”态度，正表现了一种值得珍惜的学理精神，具有比著作本身更为宝贵的学术史价值。后来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冷酷的现实逐步促使李长之认识到鲁迅是思想家，1947年他就在《鲁迅在文艺工作上的启示》一文中明确宣布鲁迅是一个思想家，这是当时专制政权暗无天日、人民生活朝不保夕的黑暗现实教育的结果，也是他进一步细读鲁迅著作的收获。之后，他以罕见的才华、充溢的精力，奋发写作，日益走向大境，在46岁之前就出版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等近30种著作和译著。但是，他耿直、天真的性格是难以更改的，10年之后就因直言而遭灭顶之灾。恐怕是他在一再受到残酷迫害，长期被迫打扫厕所时，才真正认识到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极度深刻性，倘若再次执笔，一定会写出令人颤栗的深刻之论。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思想上，都会形成难以估量的大气象。但是天不假年，未能使这位天才的批评家如愿以偿！永远令后人为之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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